| Profilo di 侃不logFotoBlogElenchi |  Strumenti  Guida |
|
|
26/07/2008 向迪拜学习?! 杭州钱江新城CBD，杭州大剧院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
 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内部
 Rem Koolhaas为阿联酋迪拜设计的滨水城市
 Rem Koolhaas为阿联酋Ras Al Khaimah设计的RAK会展中心
 RAK会展中心内部 26/09/2007 建构学的建筑与文化承诺——关于《建构文化研究》的对话 人物：王群，赵辰，朱涛
主题：建构学的建筑与文化承诺 ——关于《建构文化研究》的对话 时间：2007年9月28日（周五）19：00-21：30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301报告厅（近东门） People: Wang Qun, Zhao Chen, Zhu Tao
Topic: Tectonics,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A Dialogue on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ime: 19:00-21:30, Friday 28 September, 2007 Venue: Hall 301, Academy of Arts &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在一个形式游戏和新先锋主义日益泛滥的时代，重新将建筑作为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艺术进行审视无疑十分有益。 ……它提醒我们评判建筑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也包括建筑的工艺问题以及弗兰姆普敦称之为建构的和与身体感知相关的建筑表现问题等。但是，强调建筑的物质性和材料感知并非完全没有危险，因为它首先必须与庸俗的艺术唯物主义划清界限。我们如何才能既像弗兰姆普敦和乔治奥"格拉西那样关注建筑艺术的建构性（从而减少技术虚无主义的影响），同时又不削弱建筑再现价值的能力？我们如何能够在探究建筑的本体呈现的同时不忘建筑形式表现其他意义的诗性可能？ Harry Francis Mallgrave
《建构文化研究》序 王群 赵辰 朱涛 10/07/2007 2007年南大建造活动（五）7月7日
现场施工（一）
 放置主梁
 突降百年不遇的暴雨，主梁漂离原位
 抢救国家财产
下了一场大雨，才突然发现竟然有一种力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浮力！
7月8日
现场施工（二）
 帮助杆组立杆
如同古埃及人竖立方尖碑，奇迹的背后是多少汗水？！
 开火车
 干到天黑
7月9日
现场施工（三）
 安装斜梁
 运梁
 初具规模
 施工队
7月10日
现场施工（四）
 安装横向联系杆件
 焊接固定主梁
 梁架结束 29/06/2007 2007年南大建造活动（三）6月26日
装配组件
   6月27日
钢板打孔
6月28日
组装梁架
 用钢板拼接次梁
 按照地上的定位线组装梁架
 组装成功
6月29日
继续组装
  建造活动和顾大庆老师关于空间组织的课程瓜分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于是，每一天都过得有些精神分裂：白天我们要对柯布和勒杜的图进行阅读、想象、和分析，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些方案是否真实存在；而晚上我们要将一堆真材实料进行加工、连接和组装，没有一个细部是和施工图完全相符的。图与物，我们往返其间，乐此不疲。
6月30日
组装主梁，次梁继续
 打主梁上的孔
21/06/2007 2007年南大建造活动（二）6月21日
在新的基地对基础的定位进行放线
根据放线确定的位置开挖基坑
 放线
 象征性地挖了几下
  第三组的基础正在浇筑
同学们在电脑上精心绘制的基础施工图被工人们认为是小题大做，他们以比“天正”更快的速度搞定了碎石垫层和配筋。
6月22日
继续挖坑
  工人们的劳动成果
6月23日
蒙明伟楼地下室：切割木料，划线
红山动物园：下雨，停工
  电锯
  墨斗
 6月24日
蒙明伟楼地下室：继续切割
红山动物园：浇筑基础
   第一排基础方向做错了，拆除返工
      一个基础的浇筑过程
   用U形管确定标高，放线确定水平位置
 工人们在浇筑时，在浇入一层约10厘米厚的混凝土后，随手捡起几根长短参差的钢筋丢进坑内，用铲子拨弄几下，使它们不至于太不均匀地分布在坑底，然后灌入混凝土至需要的标高，这就是所谓的配筋。看到我们吃惊的表情，工人们说：“大学生，你们是搞理论的，我们是搞实践的。”
6月25日
基础拆模
  16/06/2007 2007年南大建造活动（一）6月15日晚
木料运抵蒙明伟楼地下室
 卸货
 堆放
6月16日
红山动物园：基础放线
蒙明伟楼地下室：材料划线
 基础定位
  第二组在放线
   在荷载逐渐增加的过程中，测量梁的弯矩
园方看到绿油油的草地上被打上了“白叉”，又有些舍不得了，临时决定要重新选择一块场地。这使得刚刚开始的建造和施工又陷入前途未卜的境地。只能希望这会使方案往好的方向发展。
6月17日
重新选择基地，修改施工图
  6月18日
全天有课，停工一天
6月19日
继续修改施工图
6月20日
下雨，基础无法施工 22/03/2007 东大借书卡 《新建筑与流派》，王澍老师在1985年借过。2006年，他回东大讲座时，提到了童寯先生的小册子对他的影响。
 《建筑设计十年，1949-1959》，鲍家声老师在1963年借过，吉国华老师在2000年借过。后来，他们都去了南大。鲍老师借的时候，它应该还算一本时髦读物；吉老师借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历史。 11/03/2007 从叶老师在南大的教学看中国建筑竞赛现状2006年11月，湖南大学建筑系的叶老师来到南大建研所，担任概念设计教学的客座教授。整个年级的学生被分成三个组，他负责其中的一个组，另外两个组由丁老师和周老师负责。叶老师于2003年在日本《新建筑》住宅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得佳作奖，并在此后多次国内外建筑竞赛中获奖或指导学生参赛获奖。而且中奖率高得惊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参加竞赛十有八九获奖。叶老师本人辉煌的获奖记录和多次指导学生获奖的经历，证明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竞赛经验，掌握了一套有效的策略和方法，而且这种策略和方法能够被推广和教学。由此可见，他在多年竞赛实践中形成的对竞赛的认识和态度，是具有普遍性的。由于他参加的大部分竞赛为国内举办的面向学生和青年建筑师的竞赛，所以，他的作品和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类竞赛的普遍现象。
这次在南大的概念设计教学，他要求学生们当作一次竞赛来做，他也是当作一次竞赛来指导的。于是，我们有幸学习了叶老师的设计方法，体会了他的设计态度。
拿到一个竞赛题目后首先要做什么？叶老师告诉我们，要先研究评委。他在参加《新建筑》竞赛时，一开始没有什么头绪。但在一次浏览评委会主席的网页时，发现首页上一枚“毛论”字样的印章，于是可以断定评委对中国文化和毛泽东有兴趣。概念就产生了，“我们就以中国文化和毛泽东思想为主题，做一个文化影响下的建筑空间。”叶老师告诉我们，设计是可以从评委启动的。画图的时候当然要有毛泽东头像，还要有书法、印章等中国文化的符号。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符号中绝对不能有唐代以前的符号，因为叶老师认为“日本人是不承认中国唐代以前的文化的”。
叶老师说概念一定要“新、奇、巧”，别人做过的东西，他是绝对不屑做的。他说：“巨构之类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别人早就做过了。”有一次，他做了一种住宅，当洪水来的时候，可以不断向上折叠，躲过洪水。但这次他罕见地没有得奖。一等奖也是一个可以躲避洪水的住宅，但用的是漂浮的概念。叶老师认为，漂浮这个概念“别人早就做过了”。
要把没有意义的东西变得有意义，这是一种修辞学。每当同学们说出一个很实际的想法，叶老师总是有能力把它变得很“概念”。例如，公交车沿线的立面改造，可以说成“眼睛的加油站”。
在概念表达中，添加一些时尚、流行元素是很有必要的。在《天下无贼》热映的那一年，叶老师曾经做过一个叫“天下无车”的概念。为了把这一概念贯彻到底，他用影片中的台词“XX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作为第一张图的副标题。但他看了几遍电影还是没找到一句适合第二张图的台词，于是将主题曲中的一句歌词改为“风吹白云飘，车到哪里去了”用了上去。这次概念设计教学，时值《满城尽戴黄金甲》热映。叶老师在上课时，建议一组同学将题目改成《满城尽戴XXX》。从中我们看到，电影艺术可以帮助建筑概念的表达。
叶老师很注重版面设计，他认为图是建筑学的根基，“图画得漂亮就像女人长得美，讨人喜欢是天经地义的。”如果不美，怪也是可以的。他说：“现在的学术是可以搞怪的。”所以他建议一组有“折叠”概念的同学，交图的时候把图纸折叠起来。
叶老师做竞赛，与他的建筑实践是有联系的。他在湖南做一个饭店时，想了一个“湘军据点”的概念。建筑的正立面设计成一个“炮楼”，实墙上开着“炮口”；而背立面设计成“吊脚楼”，具有湖南地域特色。在另一个景观设计中，他使用了“编织”的概念。
课后，查阅近年来国内建筑竞赛的作品，发现大部分获奖做品都符合叶老师的要求。看来这些方法确实是很实用的。
在这些竞赛中，建筑设计非常接近于“广告策划”。标题要像“广告词”一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版面要像“广告画”一样具有视觉冲击力。当作品竭尽所能只是为了吸引评委的眼球，作品本身还有多少建筑学的价值？
有很多作品都标榜关注社会问题，关怀弱势群体，似乎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实际上这种社会意义是很虚伪的。社会责任只是引发概念的一种借口，社会现实只是贴在图上的几张照片，弱势群体只是几份伪造的调查问卷。
很多参赛者参赛的动机也值得怀疑。建筑竞赛奖金颇丰，对学生来说诱惑不小。如果熟练掌握了叶老师的技巧，竞赛不失为一种高效的“炒更”方式。另一方面，在近20年中通过建筑竞赛崭露头角的中国建筑师们为建筑系学生提供了某种模式，那就是他们的专业理想可以在建筑竞赛中得以实现，一旦得奖就能一夜成名。此外，竞赛获奖还与保研考研、出国留学联系在一起。于是，参加竞赛成为了一种功利和投机的行为，丧失了学生竞赛最宝贵的纯洁性。
建筑竞赛中上述现象的产生，主办方是难疚其责的。没有投机的主办方，就不会有投机的参赛者。现在大部分建筑竞赛都是由房地产公司、建筑设计公司、建筑杂志或建筑院校主办的。这些机构举办竞赛的目的主要是对自身进行宣传、扩大知名度和树立企业形象，因此这些竞赛本身就是一种“广告”，甚至于一种“商业炒作”。他们根本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能力保证竞赛的学术性。
一些自身学科建设不完善，教学水平不高，而又急于提升自己排名的院校，发现建筑竞赛作为一种获得教学成绩的方法，投入少，见效快。于是竞赛获奖成了院系领导的“政绩工程”。竞赛辅导作为设计教学的重要内容，被直接引入课堂内，将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竞赛在西方建筑教育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后，产生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竞赛。幸而，历史告诉我们，时间会很快抹去那些别出心裁的小伎俩，最终只有缜密的思想、踏实的研究和严肃的作品是有价值的。 27/11/2006 童寯与南京的建筑学术事业 Tong Jun and Architectural Academia in Nanjing赵辰 童文
摘要：童寯对南京乃至中国的建筑学术事业贡献极大的一位学者，梁思成在建立清华大学建筑系后，一直希望童寯和当年东北大学一样与他再次携手，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童寯却未能使梁思成如愿，此事直接影响了南京的建筑学术事业，也反映出童寯的独特学术精神。 Abstract: Tong Jun contributed his life to Chinese architectural academia, specifically for Nanjing. Liang Sicheng had strong wish to get Tong Jun to work with him together in the Architectural School of Qing Hua University after its establishing, especially after 1949. Nevertheless, Tong Jun did not satisfy Liang, this matter has immediately influenced the architectural academia in Nanjing; it also shows a significant academic sprit of Tong Jun. 关键词：童寯、梁思成、刘敦桢、南京、建筑学术 Key Words: Tong Jun, Liang Sicheng, Nanjing, architectural academia 二〇〇〇年岁末，纪念童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在东南大学举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筑学者们得以在世纪末再一次地缅怀这位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一代宗师”。眼观这厉厉在目的童寯先生的遗作、遗物；耳听娓娓道来的学者们的回忆与思考，童寯先生的道德文章再一次为中国的建筑学界增辉添彩。联系到一周前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建筑研究所成立活动。南京这个作为中国建筑学术的一个中心的地位被再一次地得到了确立。
在笔者的心目中，南京之所以在失去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一九四九年之后，仍然能持续其中国建筑学术中心之地位，是与童寯先生有一定联系的。 一、童寯与前中央大学建筑系 回顾中国的建筑教育、学术发展史，南京的东南大学之前身中央大学建筑系显然代表了最重要的一条主脉：从苏州工专（1923）到南京的第四中山大学（1926）；再到中央大学（1927）和南京大学（1949）；以至南京工学院（1952）和东南大学（1986），这即是中国产生最早，又是期间延续不断的一个建筑学术单位。因此在中国建筑界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至深至远的，南京的建筑学术中心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学术单位而确立。在这7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即有高潮也有低谷，其兴衰多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相关联。其间，有两次较为明显的困难时期：一次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因日寇侵略而流亡重庆的前期，人员流失严重。主要得益于鲍鼎先生的苦苦支撑，渡过难关而达到了鼎盛的“沙坪坝时期”。另一次就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因国都的更改而使中央大学降格为南京大学时期，再次出现不稳定，主要由于刘敦桢、童寯、杨廷宝三位建筑学界泰斗的齐心协力，而使这一建筑学术的中心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在数年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童寯的作用正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南大时期”体现得十分明显。童寯是一九四四年加入当时正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其时被誉为中国建筑界著名的“四大名旦” 聚首之时。因此，被认为是中央大学建筑系历史过程中的高潮时期，中大建筑系作为中国的学术地位当属首屈一指 。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学迁回国都南京之后，童寯也随即迁往南京并负责华盖事务所的在宁业务。同时，童家也开始定居南京，在南京市文昌巷修建了童宅。据童寯次子童林夙先生回忆，这是其母亲多年盼望的一次正式安居，能让她相对平安地相夫教子。然而，这样的平静在几年之后又一次地出现了动荡。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被解放军攻克，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被实质性地推翻并迁往台北，中央大学也随国民党政府部分地迁往台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京成为新的国家首都而确立其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已于前期（一九四六年）由梁思成倡议而在清华大学创建的建筑系 ，正狭新政治、文化中心之天势；籍新近赴美国讲学、考查回归之新潮 ，呈蓬勃欣兴之态。正先后吸引着大量年青有为的建筑学者，其中除了有跟随梁思成多年的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原营造学社成员之外，更有大量原中央大学毕业生，如吴良镛、胡允敬、程应铨、张昌林、朱畅中、郑孝燮、周卜颐、张守仪、汪坦等，其中也不乏几位从国外学成归国的 。他们在日后的清华大学的建筑学科发展中成为了中坚力量。 然而，此时的梁思成依然惦念着一位在他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建筑学术栋梁之材——身在南京的童寯。于是乎，就有了那封诚恳之至而闻名暇尔的“梁思成致童寯信” 。梁思成在这封信中首先表达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之认同和信心，随之提出要求童寯北上清华，加盟他们共同的“母校”之新学术团体。并且提示了这是“实践我们在重庆的口约” ，至今为止，这是梁思成与童寯相知的最重要文字佐证。 二、童寯与梁思成的相知 笔者一直为童寯未能应邀北上与梁思成共创清华的伟业这一历史事实而感兴趣，这是直接影响南京的建筑学术中心地位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当然，要理清童寯未能北上的原因，就必须先从梁思成为何要如此盛情邀请童寯的原由说起。 至一九四九年为止，童寯与梁思成的相知主要来自于他们二人的三次相处时期：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堂的学生，准备赴美留学；第二次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同为受业于克瑞（Paul Philippe Cret,1876-1945）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建筑系学生；第三次是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同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授 。当童寯于一九二一年插班进入清华学堂时，梁思成已经是个活跃于各种活动的“明星学生”了。然而，由于他俩共同作为“清华年鉴”校刊的美术编辑，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也因此十分了解对方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在美留学的三年，他们二人同宿一舍，如情同手足的兄弟，正是因为离乡背井又有共同志向，相知的深度非同一般。在宾大建筑系里，当时的这批才华横溢的中国学子，曾经被其他老美同学嫉羡为“中国小分队”（Chinese Contingent）。而童寯的专业才能则更是令人钦佩的，他与另一位更是重要的优秀学生的杨廷宝同被誉为中国学生的骄傲 。相知莫如同窗，梁思成对童寯在建筑学术方面的才能与造诣应该是最为清楚不过的了。于是乎，在梁思成于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即在其声名显赫而又巧于安排的父亲梁启超的安排下 ，就任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蒹系主任之后，则自然盼望当时还在美国康恩事务所（Ely Jacques Kahn）工作的童寯能回国来扶佐他，共同支撑这番新兴的建筑学术事业。梁思成曾经在评价童寯的能力时有如是说：“……他在学问上和行政上的能力，都比我高出十倍，……” 。为能争得童寯的允诺，梁思成当时甚至以系主任一职相让，由此可见梁思成惜童寯之材于一斑。而童寯也确实未让梁思成失望，一九三〇年六月，童寯自美国经欧洲游历回到沈阳后，即应约加入了东北大学建筑系，为这支以正宗宾大学院派体系的“中国版”增添了最强有力的生力军。在一九三一年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赴北京主持“营造学社”工作，陈植也已先期赴沪经营事务所之后，童寯又担负起了系主任的重任，支撑着学科的生存。不久，在“九，一八”之后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流亡过程之中，童寯又倾全力助之，将三〇班学生转学至南京的中央大学，而二八、二九班则在上海大夏大学借读，通过他的呼吁招集在沪建筑师们共同义务为学生补习功课二年，最后仍由东北大学发毕业证书。期间，童寯先生常常解囊相助学生的生活、盘缠，甚至在借不到校舍的情形之下，在自己家中给学生上课、考试（其中有刘致平，刘鸿典）。如此含辛茹苦地培育之下，终于将首批东北大学建筑系毕业生送往社会。当梁思成得知这批由他亲手接纳的首届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在历尽艰辛的条件之下得以毕业之时，如何能不对童寯的治学之楷模、师表之典范而由衷钦佩呢？这在梁思成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中充分地流露了。童寯被梁思成尊称为“国破家亡、弦歌中辍”之时的“一线曙光” 。 正是有这三次的相知机会，尤其是东北大学办学的特殊经历，梁思成对童寯在建筑教育与学术方面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当梁思成于一九四六年组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时，自然将童寯当作了首选的成员，尽管当时童寯已经受刘敦桢邀请而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了。而至一九四九年，梁思成在得到新政府的明确支持之后，深知他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将会得到重要的发展机会。期望童寯加入清华的念头再一次强烈地萌发了。 梁思成在一九四九年力邀童寯加盟清华应该也有现实可行性方面的依据。当时的中央大学虽然已降格为南京大学，但是师资队伍依然有刘敦桢、杨廷宝等元老镇守家门，且宁、沪二地的建筑师数量原本比较集中。相比之下，清华的新建筑系和北京的建筑学术尚且不够发达，但必然会因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得到政府的支持并有重大发展。另外，童寯加入中央大学的时间并不长，在南京的根基更不显深厚。这都成为梁思成认为童寯脱离南京北上清华的现实可能。如他所言：“北平是新中国的首都，以后需要大量的建筑师，并还需要训练大量的新建筑师。我企盼你早早的北来，华盖可在平设一分事务所，先立下基础。……我知中大也需要你，但在宁沪的建筑师多，总可找个替身；而清华之需要老兄，却是迫切之至。” 显然，在梁思成的心目中，兴办清华的建筑学专业，由他和童寯合作应该是最为理想，相比之下也是最为现实的。然而，事与愿违，童寯的未能赴约想必是令梁思成十分不快之事。 三、童寯与刘敦桢及杨廷宝的相知 关于童寯为何最终未能应梁思成之约北上清华，而留在南京的原因，常被人们谈论的是，童寯舍不去与刘敦桢、杨廷宝二人的交情，其间更有三位夫人及家庭之间的和睦亲善之情。这三位中国建筑界的宗师之间的深厚友情，在中国建筑界是一直被传为美谈的，其中不乏感人之举。 杨廷宝是童寯的学长。童寯在赴美留学之前曾向当时已毕业在克瑞事务所工作的杨廷宝咨询过赴美就学建筑学的事宜。该时，杨廷宝作为宾大特殊杰出的学生而成为了中国学子们的楷模。虽然童寯在宾大时未能与杨廷宝同学，但是他二人却在返回祖国的欧洲旅途，得以结伴而行。这段欧洲建筑文明之旅，是他们相互钦慕对方的才学、德艺的机遇。 回国之后，他们又同时在上海，重庆等地工作，并常在周六聚会，相互了解和友情也是深厚的。 刘敦桢与童寯并无共同的受教育背景，他们的相识也较迟。然而，笔者以为他们之间的相知，却是对他们各自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影响重大的。童寯与刘敦桢的首次相见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上海，尽管此前他们二人已经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而有多次通信的交往。其时，刘敦桢认为“营造学社”已经完成了相当的北方地区之古建筑调研，在此基础上，应该重视南方地区了。而在这次相见之中，刘敦桢了解到童寯独自一人已默默地做了多年的“江南园林志”的调研工作，而这部分中国建筑的珍贵遗产恰是“营造学社”所未能涉及到的。刘敦桢极为震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由“营造学社”负责刊行，并将书稿带回北京，并得到梁思成的大力赞赏。不料随即遭遇华北沦陷，在以后的“营造学社”流亡时期，此书稿随“营造学社”的其他大量档案一并遭到天津的银行保险库水淹之祸，几经周折，至一九六二年才得以最终出版 。这时候，刘敦桢已经成为园林研究之巨擘。然究其根源，我们有理由确认，童寯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园林的先驱者并直接影响了刘敦桢的园林研究。关于中国园林的研究显然成为这两位宗师的共同学术兴趣和晚年的精神归宿，这也为他们的相知增添了极为深厚的学术基础。在刘敦桢离开“营造学社”就任当时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一九四三年）之后，童寯也随即应刘敦桢之邀而成为该系的兼职教授（一九四四年）。此时，刘、童、杨的三位一体学术同盟已初露端倪 。 很显然，童寯与刘敦桢、杨廷宝之间的友情是难以割舍的。然而，如前文所述，将童寯与梁思成的相知与之相比，不论是起始年份还是经历时间上都恐怕要更有甚之。所以，笔者以为，我们难以单一地将童寯在一九四九年未能北上清华的原因解释为不愿割舍与刘、杨之友情，恐怕更应理解为童寯在同为相知的梁和刘、杨之间选择了与刘、杨相处，而放弃了再次与梁思成共同办学的机会。于是，他留在了与刘敦桢、杨廷宝结成的学术情结之中；留在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废都南京；留在了已降格为南京大学的建筑系；留在了他自己设计而钟爱的家居。 童寯的留在南京，直接导致了刘、童、杨学术同盟的稳定，使南京的建筑学术中心地位得以持续。从各自都在负责的学科发展角度来看，梁思成与刘敦桢这两位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建立者，实际上进行一番争取童寯的竞争，而且显然刘敦桢赢得了这次竞争。在具体的细节上是有偶然性的，在梁思成那封著名的邀请信到达童寯手中之前，刘敦桢曾经亲自登了童家的门，递交了聘请童寯留任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的邀请函，童寯允诺了并且签了字 。至于，刘敦桢是否是在知晓梁思成的意下而为之“先下手”，就不得而知了。 四、童寯学术精神的体现 尽管上述分析能够帮我们理解导致童寯留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南京之原因，然而，笔者希望能进一步阐述蕴涵在这些现象之中的，更为深刻的童寯之独特的学术精神。这种学术精神在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是极为可贵的，而能够在从事建筑业（一种与社会联系极为密切的职业）的学者身上体现则更是难能可贵了。 如果我们从整体地来看童寯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八二年五十五年来的职业生涯，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完全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四九年之后，他除了为华盖事务所扫尾了一些工程之外，至一九五二年之后则完全停止了他的设计创作。与童寯形成对比的是，三、四十年代设计创作并不丰的梁思成，在四九之后却进入了设计的高峰时期：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创作，以及其他一些重大设计、规划项目的参与，使得梁思成和其领导的清华大学设计小组成为了新中国最重要的建筑创作群体。很显然，童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选择的留在南京，是选择了平静的教书、读书生活，而远离了社会的轰轰烈烈。他在这段时间里的阅读量是十分惊人的，在前南京工学院一直流行着那无数张留有他签名的借书卡这一美谈。这是一种近乎于中国传统文人的归隐。他的沉默与不求闻达，乃至八十年代人们猛然发现这位连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都不是的人，出版发表的数量之丰，质量之高足以令人瞠目。例如，他的“水彩画选” 于八十年代初由南京工学院发表时，导致不少美术界人士惊异地发现中国居然曾有如此领会“西洋画”真谛的“水彩画家”。 今天我们常常被第一代建筑师们的人格魅力所打动，被总结为“建筑四杰”的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 ，都在这方面都是十分出色的。由于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的原因，他们如同与他们同辈却更为人所熟知的陈寅恪、钱钟书等一样，都是在具备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的基础之上又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之浸淫，中西文化的双重情结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十分强烈。但是，他们各自还是显示出了强烈的独特学术个性。正是由于学富五车而又克守操行，童寯常被人们称之为“童老夫子”。然而，童寯在他们知识分子社会使命观念上，并不信奉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却更坚持西方现代文明中的知识分子之独立自由人格。童寯一生中非常审慎地保持了与政治的距离。早年在他的清华学校时期，他就曾在被梁启超的深厚国学所吸引的同时，也完全难以接受梁启超的政治理念，因为他从中体验到了政治的某种不干净。他认识到：“政治只有利害，而没有是非，”这完全不合他执着的学术性格 。在这一点上，是构成他与梁家父子所完全不同的性格。在其晚年给费慰梅（Wilma Fairbank, 1910-2002）的信中对梁思成进行评价时，针对梁在政治上与其父亲类似的矛盾，对此作了总结：“思成事后发誓道他将永不为满州军阀工作 ，但是令我永不明白的是不知为何在两年之后他却在导致他岳父惨死的将军的鼻尖下运行了建筑学校。像那即是伟大学者又是糊涂政客的父亲一样，思成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在此，童寯也轻微地表达了自己因为梁思成而在当年东北大学被拖累的一丝哀怨。显然，有东北大学的不愉快经历在先，对于童寯来说，既无兴趣去追随梁思成对政治的热衷，也不愿为此而再付出代价。相反，童寯为保持自己的洁身自好和清高而决心远离政治。为此，他宁愿付出默默耕读而不被人所知的代价。 留在南京的童寯在平淡的教书生活中静观了梁思成在北京的“于日中天”和被“批倒批臭”。有着刘敦桢、杨廷宝等挚友的学术同盟，童寯在南京工学院的工作、生活虽然淡泊，却有质量，并因此躲过了多次政治风浪。直到文革之后，他多年积累的学术能量终于得以喷涌出来，一发不可收地直到他去世，为中国建筑学术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使他自身的学术成就达到了顶峰。 如果认为童寯在一九四九年的放弃去清华是失去了一次绝好发展机会的话，那么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若我们假设当年童寯接受了梁思成之邀而赴清华与梁共事，也许童寯会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科建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更有可能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留下大量的作品。凭借他的学术能力，我们不难想象他可能得到的显赫学术、政治地位。当然，也将难免政治斗争的批判与迫害，或许较早地离开了人世。留在南京和远离政治，使他损失了那些有可能纷纷而至的地位、头衔、光环，但是却也使他得以保全平安地读书和研究学术。童寯在他的晚年曾经幽默地为自己与清华的命运关系总结为这样两句话：“如果我在一九二一年没选择清华的话，我就会去唐山交通大学，这样我就会在后来的大地震中惨死。而如果我在一九四九年选择了清华的话，我必定会在文革中被整死。” 显然，童寯在他的晚年是为他两次的选择而十分庆幸的。 结语：童寯与南京 在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之后的南京，没有了那些惹人显眼的繁华，也失去了经常成为新闻焦点的机遇。然而，对于“宁静而致远”的童寯来说，却依然有着古都的深厚文化积淀，有着兼收北雄南秀的宽厚风范，有着“淡如水”又“深似海”的学术知音，也有着少些“浮华气”和“官僚气”的质朴学子 ，事实上更适合童寯了。 我们知道童寯在他的晚年，将他一生中钟爱的中国园林之学术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实质正是他身上的契合园林审美意识的中国文人精神理想之体现，而这种精神是以宁静，淡泊为前提的。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南京正是提供了童寯相对于北京更为适宜的学术环境。 是童寯选择了南京，使南京的建筑学术中心地位得以延续；也是南京选择了童寯，使童寯的学术精神价值得以实现，使一个真正的学者得到了归宿。 2001年1月三稿于宁 注释： 1.由于建筑创作频繁且质量高，当时建筑界将杨廷宝、童寯、李惠伯、陆谦受四位知名建筑师嬉称为“四大名旦”。 2.关于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发展史，详见单踊：“东南大学建筑系70年纪事（1927-1997年）”，潘谷西主编：《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7，第234页 3.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计划扩大返回北京的清华大学之规模，梁思成提出了建立清华建筑系的倡议，并被采纳于一九四六年成立而任系主任。详见“梁思成致梅贻琦信”，杨永生编：《建筑百家书信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0，3 4.一九四六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梁思成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委派，赴美国考查美国建筑教育，并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并应邀参加了对联合国秘书处建筑设计方案的评审工作。此行，梁思成获得了大量的美国最新的城市与建筑设计学术思想，并力图在日后的清华建筑系中推行。 5.详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1946-1996年大事记”，赵炳时、陈衍庆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6，9 6.详见“梁思成致童寯信”，杨永生编：《建筑百家书信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0，3 7.关于此事，笔者未能得到第三方的佐证。不过在抗战的后期，梁思成与童寯得以在重庆多次会面，梁思成建立清华建筑系的设想与童寯有共同商议并形成口约，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8.参见“童寯年谱”，《童寯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2000，12，第388页 9.有关二十年代中国学生在美国宾州大学的建筑系的就学情况 ，参见王俊雄：“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建筑教育过程之研究－以宾州大学毕业生为例 A Study on the America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First-Generation Archit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raduat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 NSC88-2411-H-032-009, 1999年 10.关于梁启超为梁思成的回国之工作安排主要见证于“梁启超1928年4月26日与思成、徽因书”和“梁启超1928年5月13日与顺儿书”，在多处有关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书中有所提及。参见林洙：“开拓者的足迹，梁思成的一生”，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中国建工业出 版社，北京，1998, 第55页 林洙：《建筑师梁思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1996，第27页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第414页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33-34,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11.见“梁思成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杨永生编：《建筑百家书信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0，3 12.见“梁思成致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信”，杨永生编：《建筑百家书信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0，3 13.见“梁思成致童寯信”，杨永生编：《建筑百家书信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 。2000，3 14.见方拥：“童寯先生和中国近代建筑”，东南大学研究生论文，1984。 15.刘敦桢在为童寯《江南园林志》的“序”中道：“对日抗战前，童寯先生以工作余暇，遍访江南园林，目睹旧绩凋零，与乎富商巨贾恣意兴作，虑传统艺术行有澌灭之虞，发愤而为此书。一九三七年夏，由余介绍交中国营造学社刊行。乃排印方始而芦沟桥战事突发，学社仓卒南迁，此书原稿与社中其他资料，寄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仓库内。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诸物悉没洪流中。社长朱启钤先生以老病之躯，躬自收拾页残，并于一九四零年携原稿归还著者，而文字图片已模糊难辨矣。一九五三年中国建筑研究室成立，苦文献残缺，各地修整旧园，亦感战事摧残，缺乏证物，因促著者于水渍虫残之余，重新移录付印。其经过可谓历尽波澜曲折；而余身预其事，前后二十余载，自有不能已于言者。”童寯：《江南园林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62 16.陈敬口述，刘叙杰执笔：“履齿苔痕”，潘谷西主编：《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7，第45页 17.根据童寯之孙童文先生的回忆 18.《童寯水彩画选》，中国建工业出版社，北京，1981 19.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中国建工业出版社，北京，1998, 第55页 20.根据童寯之孙童文先生的回忆 21.当时梁思成刚得知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因参加郭松林与东北军伐张作霖对抗的反奉战争，而死于战火之中的流弹。 22.此处的原文：“ S.C. later swore he would never work for the Mandarin warlords, but I could never understand why two years later he went to Mukdom to start the arch’l school right under the nose of the general who caused the death of his father-in-law. S.C. like his father, a great scholar, but a political bungler, was also full of contradictions, but I like him just the same.”引自“童寯致费慰梅的信”，将收入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童寯文集》 第四集。 23.根据童文先生的统计，童寯一生完成的论述虽然主要有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 最后的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三年，然而真正出版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24.根据童寯之孙童文先生的回忆 25.梁实秋：“南游杂感（五）”，《南京情调》，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2000，9，第 279页 |
|
|
